胡舒立：面向4G的3G反思

　　中国仍受困3G标准之争后遗症，3G牌照发放一推再推，而4G标准制订即已迫近。在中国，3G时代也许方生便向死。此时此刻，正应反思中国业界应如何吸取TD-SCDMA前车之鉴，厘清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，以更务实的方式和开放的心态尽早顺利步入4G时代。
　　鉴往知来的反思则必须开始。国家对于3G乃至未来4G的标准，应遵循商业原则，坚持标准的开放性，让市场拥有选择标准的权力

　　日前，“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”作为一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案，获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。3月中旬人代会期间，这一方案将公之于众。据信，这个为期15年的方案，规划了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从3G到4G的发展路径，其成败将影响中国甚至世界在4G时代的市场版图，颇引人浮想。

　　惜乎眼前的现实依然严峻：中国至今仍受困3G标准之争后遗症，3G牌照发放一推再推。中国尚未真正跨入3G时代，而4G标准制订即已迫近。或许可以说，在中国，3G时代也许方生便向死。此时此刻，正应反思中国业界应如何吸取TD-SCDMA前车之鉴，厘清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，以更务实的方式和开放的心态尽早顺利步入4G时代。

　　中国3G命途多舛，盖因电信标准政策多变成畸，电信改革路途不畅。早在世纪之交，中国电信业借“切开中国电信”的初步改革及中国加入WTO，竞争格局本来有望形成;在2000年5月，中国拥有部分知识产权的TD-SCDMA标准被国际电联接纳为3G标准后，国内也已经形成了WCDMA、CDMA2000和TD-SCDMA公开逐鹿的竞争局面。彼时虽有实力集团游说纷纷，但政府电信主管部门并未急于颁布“优选标准”，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了放开竞争、多头试验的“技术中立”方针。其政策走向，本来是在技术不确定性的时代，通过设备商、运营商和消费者的分权决策机制，最终对3G技术作出市场化选择(参见本栏目2000年8月5日“3G选择，技术最优还是制度最优”一文)。

　　然而，市场选择机制需要依托于市场改革的推进。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上，最迫切的改革本应是以市场化方式发放移动及3G牌照，及早建立竞争化格局，并使民营与外资企业有机会入局。非如此，则“技术中立”的标准选择会失去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由于认识误区和决策犹疑，中国电信业改革迟滞不前，完全无法适应电信业、特别是移动通信产业日新月异的局面。数年时光倏忽而过，旧的垄断格局尚未清理完毕，新的垄断格局又已经形成。

　　近年来，在复杂的局势面前，决策部门在3G标准政策上再生变故，从中立而偏倚，最终导致强手力推“国产标准”，为中国3G发展增添了诸多变数，更使人生出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”之惑。偏倚引致偏见，TD-SCDMA甚至被不恰当地贴上了“避免受制于外国人”的使命标签，罩上了“民族复兴、大国崛起”的虚幻光环。在政策实施层面，主管部门也为所谓国产标准所“俘获”，不仅电信重组、3G牌照发放必须为TD-SCDMA产业化让路，还以行政性指令责成“有实力的”主导运营商负责TD-SCDMA的商用推广。消费者的利益和选择权完全被置于脑后。

　　中国在3G进程中陷入被动失利，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管部门的角色错位。面对收益规模巨大的3G技术和市场，一场前所未见的利益博弈正在上演。而政府集所有者、管理者、仲裁者角色于一身，“人格冲突”至为激烈，决策原则断难清晰。回首来路，需要诘问之处多多：政府是否将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，排在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前列?是否给予民营资本平等的入局权利?是否在此过程中推进了国有电信企业市场化的进程?消费者、第三方专家以及媒体的声音是否被充分传递?

　　当前，中国3G的TD实验尚未画上句号，鉴往知来的反思则必须开始。我们至今仍坚持认为，国家对于3G乃至未来4G的标准，应遵循商业原则，坚持标准的开放性，让市场拥有选择标准的权力;应由设备商、运营商、消费者构成的各层次市场自主进行标准选择，服从风险最小的挑选方式。依靠行政命令强推运营商不认可的标准，不惟损害企业本身，而且必然损害消费者权益。在痛思标准之争的教训之时，还必须承认，只有坚持推进电信业的改革，努力建立富有竞争活力的电信市场，才是中国今天摆脱3G困境、未来顺利迈入4G坦途之根本。

　　不足一月，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，其间关乎4G发展的科研技术方案将正式公布。而本月，国际电联将向各国发出提交4G标准的通函。中国电信业时间紧迫。鉴往当知来，我们期待这一次不再失去机会。